这事确实不太好说,志浩,应林的回答,都很谨慎,一个只说了日本,一个说到了中国古代。恰如志浩所说,难在口径上不好统一。
在中国,一般说的是财政供养人口。这个范围很大,有说法认为是3600万人,这一数字中应当包括了公务员、教师和财政开支的事企业单位人员。估计未包括离退休人员,按现有体制,这些人员仍由财政开支,也未包括军队。按3600万人算,与全国人口的比例,大体是1:27。
今年初,人代会期间,中纪委一位原副书记发言说,公务员有上千万人。公务员局否认这一说法,说到2010年为止,是689万多人。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媒体的报道。后来,中国经济周刊作了一个集纳,见http://www.cqcb.com/cbnews/gngjnews/2012-03-27/716743.html,但在文中也作了声明,说到了口径上的难点,表明仅供参考,请读者自行核实内容。在与各国比较中,使用的是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。
应林所列中国古代的数字,估计未包括当时的军队人数。另外应林还说到了陕西一个县的是1:9,估计那是一个边远贫困小县。据我所知,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,有的县划得小,还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县,财政供养人口高,这些县人口不多,但各类机构会肝胆俱全,人员配备各种角色都要有,比例就高了。
如果有心计算,只算国内的,查找各类型数据来进行分析,得出一个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总比例,以及公务员、企事业部位人员与总人口的分别比例关系,弄个八九不离十,还是可能的,但比较麻烦。不知知乎上的数据帝,是不是关注了这方面,搜集了这方面的数据,见到了此题,能否答一下了。
但如果要把各国的都弄一下,恐怕就太难了。中国经济周刊援引数据,说到了各国的比例:如英国“官民比”最低,为1:118,加拿大最高,达1:9.8, 何故会有这么大的差距?做法上计算依据上究竟有什么不同,未交代,让人困惑。而在中国,即使说是3600万,也还牵涉到一些复杂情况。在中国的政府机关中,其实还有不少混岗人员,即不是公务员,却因这样或那样原因在机关上班,而和财政开支有关的企事业单位中,有的属全额拨款,有的有收入可部分自收自支属差额拨款,而其中无编制人员和有编制的人员混编或称混岗的人员可能更多,处于一种动态。有关方面就算要统计,算个大概,可能,要稍微精确些,就需要分出若干口径,也会很麻烦。
单看这个比例意义不大,没多少可比性。
现在是国有制,国家占有的社会资源相比汉唐宋明要多太多,养起这么多人还有余力,当然也承担起更多义务。
49年之前农业社会是官僚和乡绅共同治理的政治,公务员少不代表底层民众受剥削少。
补充@周晓农 的答案。这个问题,如果比得是"财政供养人口的话"意义不大,中国从"top 7(或者5、9)"到扫大街的环卫工都是吃财政饭的,极端的说残疾人和低收入者领的救助金也都源于财政拨款,属于"财政供养",而各国也有很多不同行业整体靠财政发工资。把以涵盖从掌握最多资源者,到最底层者的人群做为分析对象是没什么代表性和说服力的。
如果指得是"公务员编制"人员的话,还是比较贴近于"官"这个说法,而中国689万公务员(2010年)应当是比较准确的数据,因为中央有所有这些人完整档案和统计,宏观数量也是中央严格控制的。这些年机构政府精简压力很大,其中执行力度最强的手段既是严控"公务员编"的人数,在各地政府"公务员编制"都是极紧俏资源,多年来都处于"这边减点那边加点"的调配状态,大规模扩张完全没有可能。以此计算的话官民比近1:200,属于国际较低水平。
(而这个国际"较低",因为下述两种人员的存在以及各国分类方式和比例的不同,是否是真的低也难以作出结论)
除此以外政府还有事业编和合同人员两种主要人员组成,其中"事业编"也属于"在编人员",但这些身份的人多不任政府领导职责,即不是"官"(一些机构转型中的临时方案允许少数"依公管理的事业编制"人员),人数灵活性较大,人事权限在地方,中央不掌握其准确人数是可能的。
由于中国是"大政府"制,吃财政饭的人比例高是客观合理的,很多其他国家社会化、商业化了的服务在这里是由政府机构、事业机构承担,由财政供养人员负责,大量国企中也存在政府编制人员参与管理(政企分家不彻底的结果),更复杂的是军队、邮政、铁路、教育事业、医疗事业、社会福利事业、公共服务事业等人员、甚至政府照顾的弱势特殊群体怎么算,各国均有不同。因此简单比较国家间"官民比"或"财政供养人员比例"没太大意义,因为意义不大,也很少有研究这个的。
不过"财政供养人员比例"本身还是有宏观经济学意义,比如希腊此比例近10%,比例高的恐怖,也是其爬不出经济危机泥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《中国有多少人依靠“吃财政饭”?》
公务员700万人,事业编4000万人,编外5000万人,编内退休3000万人(有待遇),依靠财政款的“特殊公司”无数多。共计约2亿人依靠吃财政饭。。。。。中国劳动力人口是8亿人,平均3个人养一个人。